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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612023-06-08 17:48

北京冬奥一周年，这场冰雪盛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新网北京2月4日电题：北京冬奥一周年，这场冰雪盛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记者王禹

　　又是一年立春，又是新的开始。

　　一年前的今天，北京“鸟巢”中燃起的一簇微火照耀天地，在全世界的见证下，北京冬奥会——这一相约七年的冰雪盛会由此展开全新画卷。

　　在“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感召下，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冰雪运动员因体育和热爱而相聚于此。16天内，他们在最高水平的舞台超越自我，闪耀世界。

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中新社记者崔楠摄

　　自启幕时雪花为梦飘落，告别时“折柳寄情”万般不舍。于“立春”日扬帆，意味在寒冷中孕育着新的生机；以北京冬奥会为桥，更让中国冰雪、中国体育孕育出新的希望之花。

　　一年的时光轮转，当“中国范”托起“奥运情”、“中国红”携手“冰雪白”，大众掀起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冰雪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发展驶入快车道，京张地区和主办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冰雪为媒，中华大地遍布冬奥硕果；面向米兰，中国冰雪更有底气迎接新的挑战。

　　再出发，中国冰雪剑指米兰

　　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7个大项、15个分项“全项目参赛”这一历史性突破，并以9金4银2铜15枚奖牌，创单届冬奥会最佳战绩。如此亮眼的成绩，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感叹：“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

　　总结北京冬奥周期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表示：“经过北京周期的不懈努力，我国冰雪运动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地，进入了一个崭新、良好、不断向上发展的局面。”

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苏翊鸣获得冠军。中新社记者毛建军摄

　　走过辉煌的北京冬奥周期，如今，2026年冬奥会的项目设置已确定，米兰冬奥会周期的备战工作也已全面开启。按照“分类施策、问题导向、科学训练、开放备赛”的原则和“收缩战线、突出重点、精兵备赛、梯次安排”的思路，各支冰雪运动队抓训练、强基础，目标明确再出发，期待在米兰取得更大突破。

　　2022-2023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年轻的中国队力压韩国、美国和荷兰队勇夺混合团体接力金牌。这是新奥运周期、新赛季中国冰雪项目在国际赛场赢得的第一金。

　　作为中国冰雪的王者之师，本赛季中国短道速滑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在国际赛场，他们克服经验不足、伤病困扰，展现出坚强的意志品质和敢打敢拼的比赛风格。面对短道队新人辈出的蓬勃朝气，倪会忠赞扬道：“相信他们，相信时间，小荷才露尖尖角。”

2023年世界极限运动会，苏翊鸣获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铜牌

　　随着赛季的推进，中国队在国际赛场不断传来佳讯。十余天前，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亮相国际雪联赛事便收获两枚金牌，展现出依旧顶级的竞技水平；宁忠岩带领中国速度滑冰世界杯连夺两金；殷正获得国际雪车联合会推车世锦赛男子钢架雪车推车比赛金牌……

　　面向米兰周期，“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冰雪不断累积、聚沙成塔，按照既定方略坚定前行，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同时，目标实现一次又一次的更大突破。

　　掀热潮，冰雪产业势头猛

　　自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中国冰雪以“全项目参赛”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目标，全方位布局，全面发展。成为真正的冰雪运动大国，竞技体育是金字塔尖的明珠，发展群众体育更是基石。

　　冬奥会举办前夕，中国成功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宏伟目标。达成历史壮举的背后，是近年来冰雪运动在中国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冬季走向四季的真实写照。

　　两个月前，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在哈尔滨启动。该活动计划在全国各地开展1499项冰雪活动带动1.5亿人次“赏冰乐雪”。北京冬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冰雪运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冰雪产业展现出广阔前景。

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北京分会场，两支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伍展开对抗胡宗洋摄

　　“冷冰雪”成为“热运动”，北京冬奥会后的首个雪季人潮涌动带来的是“真金白银”的收入。民众冰雪旅游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冰雪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带动冰雪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项目加速集聚。

　　2022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进一步释放冰雪运动消费潜力。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中国冰雪相关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3)》中预计，2022-2023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会超过3亿人次。2024-2025雪季中国冬季旅游人数更将超过5.2亿人，预计收入7200亿元人民币。

滑雪爱好者在阿勒泰雪场体验乐趣。　藏哈尔·波拉提摄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不仅在于赛事的顺利举行，更在于给中国社会多个方面带来提升。近日，国际奥委会在发文回顾北京冬奥会时称：“健康、休闲、社会和经济领域都随着冬季运动的发展而获益，比如对那些在冬奥会赛场周边居住的人来说，赛事给他们创造了约8.1万个工作机会。”

　　通过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打造冰雪产业的聚集区。据统计，2022年张家口落地冰雪项目93项，投产运营54个，产值57.78亿元，预计2025年全市产业规模达到600亿元，真正做到借力冬奥举办的“风口”，做强后奥运经济，助力地区经济的腾飞。

　　立标杆，冬奥遗产再丰收

　　一年前，随着鸟巢中央的微火渐渐熄灭，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永远载入史册。传承冬奥遗产、放大冬奥效应，过去一年，后冬奥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再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典范。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曾表示，北京冬奥会在推动冰雪运动发展、场馆赛后利用、碳中和及水资源等可持续利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国际奥委会未来工作树立了标杆。

　　冬奥会闭幕后五个月，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滑冰爱好者的“打卡地”；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雪圈冲浪”吸引了众多游客，真正让昔日的钢铁厂转型成为融体育和文化于一体的场所。

1月26日正月初五，北京，民众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享受滑冰运动的乐趣，乐享新春假期。中新社记者贾天勇摄

　　进入雪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开放部分雪道供公众体验，滑雪爱好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冬奥“滑雪+住宿”一站式服务。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则组织了约30项活动，成为最繁忙的冬奥会场馆之一。

　　北京冬奥会场馆在赛后向社会开放，满足了大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冰雪运动需求。在冬奥会场馆再利用方面，国际奥委会也称赞道：“一年来，中国人已经参观、使用、享受到了北京冬奥会场馆。”

　　按照计划，未来冬奥场馆还将组织开展丰富的群众性健身体验活动，服务全民健身，通过加强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申办各类高水平冰雪赛事，落地冬季运动培训基地。

2022(第二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活动在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启动。(无人机照片) 中新社记者翟羽佳摄

　　北京冬奥会举行一周年前夕，《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赛后)》发布。其中指出，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更创造和带来了丰厚的冬奥遗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开启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丝带”“雪飞天”“雪游龙”“雪如意”等冬奥场馆向公众打开大门；冬奥牵引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成功办奥和区域发展双丰收……

　　中国智慧，世界共享。除了有形遗产之外，北京冬奥会带来的精神、文化等“无形遗产”，不仅对中国冰雪运动起到助推作用，也势必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贡献磅礴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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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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